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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九卦”章考释

2016-01-27 16:12 来源:哲学中国网T|T

  考察《易传》十篇,我们不难发现,正如朱伯崑先生所说,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天道观,成了《易传》解《易》的指导思想(第52页)[1]。《易传·系辞下》有“三陈九卦”一章,以道德修养解说履、谦、复等九卦,作为防止和解除忧患的依据,在中国易学史和伦理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三陈九卦”章与儒家学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它是如何提出的,它的提出有何价值和意义?还需要我们做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

  “三陈九卦”章以道德修养解说九卦,与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和孟子的重德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周易》原本是一部卜筮之书,但孔子与其他人不同,他所关注的是《周易》卦爻辞中的道德教训之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这引起了其弟子子贡的强烈不满与责难,认为违背了“夫子的它日之教”。孔子作了一番详细的辩白,以为《周易》中“有古之遗言”,具有“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奸邪之人)为而去诈”的作用。并明确表示,他对《周易》,与史巫是完全不同的。他说:

  《易》,吾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2]

  这是说,孔子对于《周易》,所重视的是“观其德义”,“求其德而已”,也就是注重从《周易》中吸取道德教训之义。这与《论语》有关《周易》的记载也是一致的。《述而》篇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路》篇又说:“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周易》恒卦九三爻辞。孔子以南人所言,人无恒心,连巫医都不可作,解释恒卦九三爻辞,同“可以无大过”一样,是强调《周易》卦爻辞的道德修养意义,所以说“不占而已”。也就是说,《周易》的功能,不在于占问吉凶祸福,而在于提高人的道德境界。此种人文主义的易学观成为春秋时代以后的一大思潮,无疑对《易传》作者解《易》起了很大影响。其以道德修养问题三次解说九卦,正是这一思潮的集中反映。

  孔孟把道德生活看得高于一切,以仁义道德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原则,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也成了《易传》解《易》的指导思想。《论语》中出现了37个“德”字,就其内涵说,同以往相比,更加凸显了它的伦理义蕴[3]。其中,孔子又特别强调“崇德”。《颜渊》篇记载:“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朱熹注曰:“主忠信,则本立;徙义,则日新。”[4] 这是说,能坚持这些道德信念,就能提高内心的道德境界。“崇德”即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又《颜渊》篇樊迟“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信其亲,非辨惑与?”朱熹注曰:“先事后得,犹言先难后获也。为所当为而不计其功,则德日积而不自知矣。专治于己而不责于人,则己之恶无所匿矣。知一朝之忿为甚微,而祸及其亲为甚大,则有以辨惑而惩其忿矣。”朱子又引范氏的话说:“先事后得,上义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有不自省己过,而知人之过,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动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亲,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于细微,能辨之于早,则不至于大祸矣。故惩忿所以辨惑也。”[4]《易传》所谓“德之修”,“德之辨”,大概与此不无内在关联。尤有进者,孔子还提出了“修德”的说法。《述而》篇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季氏》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4] 按照其“志于道,据于德”、“死守善道”的说法,“守道”与“修德”就成了孔子有关道德修养的两个重要方面。《易传》对于损、益两卦的解说,似有本于此。关于道德修养的途径,孔子特别重视“行”。《学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述而》则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躬行”,即身体力行。这里所讲的“行”,即指道德生活中的实践活动。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否高尚,不能凭其说得如何,而要看他的实际行动。如《公冶长》所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4] 所以他将“行”看作教育学生的科目之一,此即《述而》所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授徒,设置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之中,以德行为首。这就是《先进》篇所谓:“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4]“德行”,依郑玄所言:“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5] 程颐也说:“存诸中为德,发乎外为行。”(《周易程氏传》卷第四,第1006页)[6] 德与行分开说,“德”强调内心的道德境界,“行”则强调外在的道德践履;二者合而言之,则更凸显对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的实行、履行。《易传》七言德行,又将履卦列为九德之首,似与此也不无联系。

  孟子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角度讲道德问题,以伦理为人类生活的特点,将仁义道德看作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所在。《孟子·告子上》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4] 此以人心、人路解释仁义道德,表明仁义道德乃人类所特有。虽然他认为仁义礼智我固有之,提出存心、养气的道德修养论,但他更主张对此心要“求”,要“扩而充之”。如《公孙丑上》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尽心下》也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4]“不忍”,即不忍心,指同情心。“穿逾”,指偷窃行为。“尔汝”,轻贱之称。“无受尔汝之实”,指有惭忿之心,不受人之贬斥。这是说,人皆有所同情,推而扩之,同情一切人的不幸,就是仁。人皆有所不为,推而广之,不做一切不当做的事情,就是义。人能把不想害人之心扩而充之,仁德便用不尽了;能把不偷窃之心扩而充之,义德便用不尽了;如果能把惭忿之心扩而充之,其行为则无往而非义。如何“扩而充之”,孟子又提出了“德教”的主张。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德教”概念的第一人。[3] 其《离娄上》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于四海。”《尽心上》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善教”也即德教。德教的内容即人伦道德,所以《滕文公上》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还从社会生活磨砺的角度论述“德教”,此即《尽心上》所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孳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达”谓达于事理,即所谓“德慧智术”。朱熹注曰:“德慧者,德之慧。术知者,术之知。疢疾,犹灾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则能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4] 就是说,只有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经历许多艰难困苦、坎坷磨难,方能“增益其所不能”,达到“成德”的目标,成就完美的人格。此种“增益其所不能”、“扩而充之”的“德教”理论,也对《易传》的三陈九德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三陈九卦,为何只说九卦,而不是八卦、十卦?虽然朱熹认为“只是偶然说到”,“不必深泥”。所谓:“因论《易》九卦云:‘圣人道理,只在口边,不是安排来。如九卦,只是偶然说到此,而今人便要说,如何不说十卦?又如何不说八卦?’”“圣人论处忧患,偶然说此九卦耳。天下道理只在圣人口头,开口便是道理,偶说此九卦,意思自足。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说一卦也不妨。”“三说九卦,是圣人因上面说忧患,故发明此一项道理,不必深泥。如‘困,德之辨’,若说蹇、屯亦可,盖偶然如此说。”(卷第七十六,第1952页)[7] 但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任何文化,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以先前这方面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寻绎由先驱传给《易传》,而《易传》更由以出发的思想资料,即使不拘于象数,排除圣人以九卦合“阳九”之数的思路,也不能不追溯与《左传》、《国语》“九德”之说的关系。

  “德”字在《左传》中出现330次,在《国语》中出现250次,其伦理道德内涵在向多向度展开,得到了不断地彰显和完善[3]。而且,它们多言“三德”、“四德”、“六德”、“七德”、“九德”,“九德”说似乎成了当时人的一种普遍观念。这说明,重视道德修养的思想,在春秋时代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社会的充分肯定。

  其实,早在《尚书》中就有“三德”、“九德”的说法。所谓“三德”,《洪范》解释为:“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所谓“九德”,见于《皋陶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8]“载采采”,言所行某事乃其人九德之验。按孙星衍的解释,这是说此九德包含德与行两个方面,“行谓宽、柔、愿、乱、扰、直、简、刚、强之行。九德谓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之德,所以扶掖九行”[9]。九德属于道德意识,九行乃道德行为,九德是用来扶持九行的,行是德的最终目的与归宿。这就凸显了道德践履的地位,对后世伦理道德学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了春秋时代,人们继承先哲的思想,更加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左传》更多言“九德”,文公七年记载:

  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榖,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说之。[10]

  此段文字,强调要“务德”,使“九功之德”皆可称颂,从而成为诸侯的盟主。这里所谓“九德”,虽然是指六府、三事,突出的是“政德”,只是将提高道德境界包含于其中,但“九功之德”或者“九德”的说法,似乎已被当作成语来使用了。所以《国语》中也常有“宣养六气、九德”的言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又云:

  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10]

  这是以“度”、“莫(清静)”、“明”、“类(善)”、“长”、“君”、“顺”、“比”、“文”为九德,九德没有差错,行为没有悔吝,则能承袭天禄,福及子孙。由此可见,《左传》对于“九德”的极力推崇。

  《左传》重视道德修养,还创造了“某,德之某”的表述方式。《文公元年》评论穆伯(公孙敖)聘于齐说:“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并明确提出:“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此种表述方式和思想观念,均为《易传》作者所吸取,成为其“三陈九德”的思想资料。《僖公三十三年》又说:“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敬”乃众德之所归趋,能敬则必然有德。《庄公二十四年》也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10]“共”读为洪,是大的意思。是说,俭乃德行中的大德。照这些说法来看,“某乃德之某”的表述方式,在春秋时代大概已经成了一种惯例。

  《国语·周语下》则有更集中的论述:

  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知,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知,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11]

  “文”乃德之总名,深藏于内称为德,表现于外则言文。此处之“文”,是与“德”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下文所谓“被文相德,非国何取”即是证明①。韦昭注下文“文王质文,故天祚之以天下”也说:“质文,其质性有文德也。”能具备这十一种美德,则可以得国得天下。其下文又说:“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终也;慎,德之守也。守终纯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为晋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国何取。”这又是以正直为修德的必由之路,端庄为修德的信念诚实,坚定则修德能善始善终,谨慎则能守德纯粹精微。如此“被文相德”,不主国政又取什么呢?这些说法进一步表明,“某,德之某”的言说方式,在当时的影响是多么深刻而广远。其三次言说“敬”、“忠”、“信”等十一种美德,是否直接影响了《易传》三陈九卦说,俟贤者更考之。

  《易传》作者大概受到此种风气的熏染,又以“九德”释九卦,强调其道德修养的意义,以此作为防止和解除忧患的依据。《系辞下》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固,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12]

  “履,德之基”,是说履卦言说循礼而行,这是道德修养的始基。《易传》认为,履卦的意义为礼。《序卦》云:“履者,礼也。”其《象传》也说:“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君子观此卦象,受到启发,从而分辨上下等级,使各当其分位以安定民之心志。辨别上下等级名分,各当其位,就是礼。有所遵循,蹑礼而进就是履。此乃道德所以确立的始基。前文引《左传》云:“卑让,德之基也。”《易传·系辞上》也以礼为卑,所谓“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既然“履者,礼也”,那么,将“卑让,德之基也”转化为“履,德之基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谦,德之柄”,是说谦卦讨论行为谦虚,实乃践行道德的柯柄,也即是说,谦虚是进行道德修养所必须执持,而不可须臾丧失的。《易传》三陈九卦之所以在“履”之后选择“谦”卦,也是与前文“卑让,德之基”紧密相联的。其《象传》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以谦虚卑让为自我修养,方可称为君子。《彖传》更以“卑”说明谦卦的意义:“‘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天道、地道、鬼神、人道皆喜好谦卑而厌恶盈满,以此说明盈不可久,而谦则受益的道理。谦卦六爻,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如此纯全无杂者,《周易》六十四卦之中唯此一卦。因此,《易传》作者推崇谦虚卑让之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复,德之本”,是说复卦讲明复归善道,是遵循道德的本根。《系辞下》解释复卦初九爻辞说:“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善道、此本根,也即所谓“天地之心”。《彖传》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此心,张载解释为天地生万物的一片“仁心”:“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第113页)[13] 其《经学理窟》又说:“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第226页)[13] 天地之心也就是“以生万物为本”的一片仁心。具体到人来说,即是爱天下的一切人,而其最本原的乃是“孝”,如《论语·学而》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强调“反本复始”,这本、始即对人生有“本”与“始”之意义者,除天地之外,人生来于父祖之亲,故孝敬先祖为仁德之本。前文所引《国语》亦云:“孝,文之本也。”《孝经》也说:“夫孝,德之本也。”这与“复,德之本也”,可以相互发明。由此也不难看到所谓“复本”之本义。

  “恒,德之固”,是说恒卦说明守正有恒,是巩固道德的前提。《易传》以坚守德操,久而不易为恒卦的意义,所谓“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方犹道。立不易方即《彖》文所说“久于其道”。《彖传》从天、地、人三方面解说恒久之道:“‘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联系到《论语》所引唯一的一条卦爻辞即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强调其道德修养的意义,可见当时人对于“恒卦”是多么推崇备至。而《左传·文公元年》也说:“信,德之固也。”诚心诚意,信守不失,乃巩固道德的前提。《易传》作者将这些说法加以综合,提出“恒,德之固也”的论断,也就不难理解了。

  “损,德之修”,是说损卦说明减损欲望与过行,乃修养道德的途径。正如《象传》所说:“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益,德之裕”,是说益卦说明增益善念与美行,乃扩充道德的手段。正如《象传》所说:“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古人十分青睐损益两卦,《易传》言《损》、《益》者,除《彖》、《象》二传外,共计十一条之多;帛书《要》篇、《淮南子·人间训》、《说苑·敬慎》及《孔子家语·六本》均载有孔子关于损益两卦的论述,皆言“孔子读《易》,至于《损》、《益》,未尝不喟然而叹”,以为“《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足以观得失”。据此,《易传》作者尊崇《损》、《益》之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困,德之辨”,是说困卦说明遭遇困境,坚守志向,是检验道德的尺度。《象传》说:“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这是说,君子观此卦象,受到启发,当处穷困之时,有处穷困之道,其身愈困,其志弥坚,临难不苟免,见危不曲全,宁可舍弃生命,也要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也即《彖传》所说,“困而不失其所”。能否经得起艰难困苦的历练,是衡量人有无道德的标准。此也即孟子所谓“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这大概就是《易传》作者反复言说《困卦》的原因。

  “井,德之地”,高亨以为“地”当作“施”。从前后文“修”、“裕”、“辨”、“制”均为动词看,以“施”为佳。况且,《国语》中也有“教,文之施也”的说法。是说,井卦说明施惠于人,是施行道德的方法。如《彖传》所说“井养而不穷也”。井以水养人,犹人以德惠施人,故云“井,德之施也”。

  “巽,德之制”,是说,巽卦说明因顺申命,乃裁制道德的规范。《彖传》所谓“重巽以申命”,《象传》则说“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重申教命,推行政事,必裁之以德,故云“巽,德之制也”。《国语》言“義,文之制也”,“利制能义”,以义为裁制利的道德规范,与此也可以参互观照。

  朱熹《周易本义》注此段文字,简略而明快,颇有参考价值。他说:“履,礼也,上天下泽,定分不易,必谨乎此,然后其德有以为基而立也。谦者,自卑而尊人,又为礼者之所当执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处忧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复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变而常且久;惩忿窒欲以修身;迁善改过以长善;困以自验其力;井以不变其所;然后能巽顺于理,以制事变也。”[14]

  《易传·系辞下》紧接着又论述了九卦的功效和价值: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朱子注曰:“此如书之九德,礼非强世,然事皆至极。谦,以自卑而尊且光;复,阳微而不乱于群阴;恒,处杂而常德不厌;损欲先难,习熟则易;益,但充长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动而及物;巽,称物之宜而潜隐不露。”[14] 八卦之事了,见得道理精熟处,方可以行权,因事而制宜。

  综上所述,《易传》以孔子的易学观为指导,又吸取先哲的伦理道德观念及其言说方式,三陈九卦,便将孔子“观其(易卦)德义”、“求其德”的思想,具体化了。它要求人们不断提高道德境界,以此作为化凶为吉,防止和解除忧患的依据。这是对孔子以来儒家道德修养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对儒家人文主义的易学观的确立,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①上文所引《昭公二十八年》所谓“九德”时,也有“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的话,言魏献子举荐韩固、魏戊、司马弥牟、乐霄等为新辟诸县之大夫,为勤施无私,择善而从,近于文德。此将文与德合为一个概念,也表示二者具有同一含义。

  (原载《周易研究》2007年第3期)

作者:郑万耕   责任编辑: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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