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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法归宗

2016-09-23 12:04 来源:网络T|T

  

  韦陀护法功难论,

  灵官持杵镇魔军。

  函谷青牛身影远,

  百万人天仰如来。

  世尊说法七七载,

  道祖谈妙五千言。

  一灯照破千年暗,

  圣心化为万人船。

  很多人批评中国人没有“信仰”,像鲁迅就批评中国人只有“迷信”,没有“坚信”,甚至说这是中国落后的根源,这很明显受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韦伯的新教理论,而近人也掉入了这个圈套。

  那我们就让事实说话,看看古代中国的信仰世界。在说之前,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这里继续承接我的“大传统、小传统”的理论,也就是中国古代有两个信仰世界,请注意二者的不同和互动。二是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文明史中,信仰当然是不断的在变化,这里只谈唐宋之后,因为这一时段对现实影响最大。 还有,这个话题我没有太大把握,作为一个初学者,只当引玉之砖。

  如果要进行一个总括的话,可以说是“混融的信仰”(选自葛兆光先生的观点)。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是如果调查一下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信教的人比日本人口总数还要多,因为日本大多数人不止信一个教,而是同时信很多教。估计,中国也是这样。皇帝就是这样,提倡与禁止没有定规,只是以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为考量,当然有一些信的走火入魔了。还是举个小例子吧。唐玄宗当年一共亲自注了三部书:《孝经》、《金刚经》、《道德经》,可谓“三教合一”。

  其实,那些文人墨客也多数是多重信仰者。对于他们来说,佛、道的那些“玄而又玄”的理论是他们充实精神的必需品,还要讲淡泊、自然之类的境界,不过他们都还是要服从礼教,忠孝一个都不能少。

  而民间信仰无疑更加“实用主义”。秋香拜佛,有很多时候,佛教、道教是分不大开的,主要目的是求平安、生孩子、发财、寻偶之类的。我们知道,虔诚的宗教信仰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可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这么做,他们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暂时的心理抚慰。他们也没有多少宗教知识,别忘了,古代识字就是知识分子了。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没有像西欧那样的教权,因此,宗教在中国只能在皇权的缝隙下发展。个人处于实用心理信仰宗教,宗教也只能由信仰的结果来维持。如果“不灵”或者太深奥,自然无人理会。

  这种信仰上的实用主义最终反映到了官方思想上,也就是后来的三教合一,这可以看作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从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是一个过程。如果简单的划分,那么魏晋南北朝就是三教概念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很多时候佛教是中心,唐宋是第二阶段,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这是三教的融合阶段,不过其实儒家一直是评判的核心标准,所谓三教归一、三教一家之类的说法,不论是出于那一家之口,无一不是从维护社会道德,有利政治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落脚点都是儒家,这一阶段并不为官方接受,而后来的宋儒发展的新儒学,又成功的融合了佛、道的理论,从而使得儒家的理论再次抬升。而明清是第三阶段,是最终的提出,三教合一概念在明代的提出,并且有了充分的社会基础,比如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祗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关帝信仰,约成书于明中期的《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称关羽君临三界,“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再如晚明的林兆恩甚至创立以儒为主体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称要通过“炼心”、“崇礼”、“救济”等手段,“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甚至“立庙塑三教之像:释迦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塑西像,而处其末座。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实行了三教在信仰崇拜体系上的合一。

  以前大家在讲三教合一的问题时,偏重于官方、士人理论的变化,并认为民间是受到了官方的影响,我倒认为真正推动三教合一的动力来自于民间,正是这种混融的信仰,使得官方不得不修正自己的理论,来适应社会的现实意识形态。当然,官方这样做,也是一种专制文化,他虽然尊重了一些社会现实,但是真正的权威还是在统治者,把一些民间流行的信仰有效的纳入官方理论,进行改造,最终利用改造后的理论去重新占领民间的意识形态,其实,小传统无疑处于弱势。

  中国的民间信仰还有一些特点。“原始信仰”影响深远,或者有人说的“迷信”。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尤其是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春祈、秋报、求雨、禳灾、用占卜来预测气候和年成,以及围绕农事而形成一系列的禁忌等,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传统习俗,一直到现在都有影响。

  据《礼记·月令》的记载,一年中除十一、十二月外,十个月都有“祈谷”、“命民社”、“祈来年”等固定的祭祀农业诸神的活动,实际上,许多农事节日就是由此形成的。此类农事信仰习俗在后世堪称长盛不衰,时至今日也远没有绝迹。就猎、牧、渔、林、交通、运输、贸易等行业及各项手工业而言,举行某些巫术性仪式,祭祀有关的神灵,恪守一定的禁忌等,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就算是官方,也要祭天、地,而儒家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当然他们主张敬天,还要祭祀祖先,但是民间的这些占卜、巫术等远超过了他们主张的范围,其实,我们可以看作一种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妥协。

  值得一说的是“风水”,就是相宅等的数术。在一般士人眼里,那才是“迷信”,不屑一顾,但是有趣的是历史上很多士大夫却对它们态度非常暧昧,甚至有一些好奇心。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许多没有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最终选择当了风水先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现象。

  遇到出行、聚会等家庭或社会活动时,人们也常以卜筮、圆梦、求签、测字等方式来预测吉凶,决定行止。要知道,历书(或者黄历)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一句“迷信”,就可以了事的。

  原始信仰习俗表现出浓重的神秘性,人们觉得这些习俗是不可捉摸和无法解释的,在神秘莫测的气氛中产生的恐惧、敬畏心理便导致了盲目信从的民俗行为。这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俗深受宗教影响的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宗法观念始终是信仰的核心议题。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也就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差序结构”。人们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的亲属称谓系统十分复杂精细。“孝”,在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种结构成功的使得儒家伦理在民间维持正统地位。

  

作者:公孙清高   责任编辑: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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