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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浪潮下的乡村儒学——乡村儒学笔谈

2015-01-01 22:33 来源:光明日报T|T

  主持人:应该说,拔根是一个敏锐而有概括力的说法。它从社会学的视野揭示了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窘境,直指问题的核心。中国思想一向重视深根固本,强调本固枝荣,一棵大树被拔根意味着它失去了稳固和平衡的基础。显然,作者的洞见主要是基于社会组织变迁的视域,但是,社会组织不同于自然组织,任何社会组织变迁都是某种理念指导的结果,而全面否定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精神基础的儒家思想,片面地将儒家等同于落后反动,正是拔根的精神动因。因此,社会组织的基础遭受了重创,其修复应该从理念层面开始,对乡村而言,就是从人伦价值、家庭价值和文化生态开始,从天人之际开始,这就是乡村儒学的意义之所在。

  首先向尼山圣源书院从事乡村儒学教育的诸位表达我的敬意。我去年8月曾来过一次。这次来又看了两个村庄的讲学场景。初步的印象是,当地的人心的确变得“柔软”了,乡村增加了温情,因此很受鼓舞,也有了进一步思考的依据。我所思考的问题是,对今天的乡村儒学如何定位,如何理解它的意义,以及它还需要关注和应对哪些问题。

  这取决于如何认识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拔根”。虽然这个特征在梁漱溟先生他们从事乡村建设的年代就显露了迹象,但今天尤其突兀。这里的“拔根”有两层意思:一是个体化、个人主义拔去了家庭之根;二是城市化和城市信仰拔去了乡村社会之根。

  从家庭来看,我们以前都认为它是社会的细胞或基础单元,是社会之根,家庭安定和美,社会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与这种观念相背离的现象,有太多的力量将个人从家庭中拉出去,让他脱离家庭,变成孤零零的个体。将人拉出家庭的力量,首先是社会分工加剧在起作用,传统家庭具有的几乎是全能的功能,不少被国家、政府和新的社会组织弱化了,甚至取代了。同时也要看到,数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教化体系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维持社会成员对家庭、父母的忠诚的重要性,甚至曾经长期将之与社会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样,家和家庭的重要性,至少在人们的观念中大大弱化了,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是孝道衰微、人伦颠倒、离婚率不断增加等问题就出现了。

  拔根的第二个层面是对乡村社会整体而言。我们都认为乡村是中国的基础,甚至说中国文明就是农业文明,三十年来不断强调的“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中国的稳定”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遭遇了城市化。当然不应该反对城市化或城镇化(顺便说一句,它在欧美都是指Urbanization,只是到了中国才被分割成两个对立的概念,并指向两条不同的道路)。作为工业化的伴随物,如果承认工业化不可避免,城市化也就不可避免。但作为工业化的伴生现象,它原本是一种自然进程,绝不是由行政力量强行推进的。问题是,从世纪之交开始,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把它当成了至上命题和迫切任务,当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归宿或终极目的,以至于形成了城市信仰。于是乡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消灭村庄”“让农民变市民”甚至“消灭农业”的论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政策实践。曾有报道说中国十年间消失了90万个村庄(自然村),我最近做了一个推算,从1991年到去年年底,全国消失的自然村至少有140万个,也即从大概420万个减少到不足280万个。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现象造成了一种世界稀有的“贱农主义”,也即以农为贱,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都视为落后的存在,必欲“消灭”而后快的思潮。这种思潮及其相伴的城市化洪流,将乡村的青壮年裹挟而去。因此,乡村以及仍然还留在乡村的居民就显得失魂落魄,因为他们被告知自己的明天是在城市。

作者: 张玉林   责任编辑:玄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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